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成为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全国各族军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在苏军和盟国支援下，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争中，我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人员伤亡就高达3500多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居住在祖国大西南诸省的彝族及其英雄儿女们，也在这场战争中作出了贡献和牺牲。
护送红军北上抗日
1935年上半年，实行战略大转移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径地势险要，民族矛盾复杂的黔、滇、川彝族地区。国民党调遣数十万重兵，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红军消灭在这一地区。因为他们记得，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近十万军队路过这里时，正是清朝政府利用民族隔阂，挑起彝族首领岭承恩率彝族武装，协同清军屠杀太平军，并擒获石达开交与清军杀害，从而导致全军覆没的。所以，蒋介石断言，“红军必蹈石达开覆辙。”
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贵州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制定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方针和统战、民族等政策，继而又在会理会议上加以巩固和完善。所以，中央红军在彝区征途中纪律严明，对人民秋毫无犯。在沿途城镇的监狱中，解放出被关押的群众和被迫轮流坐牢的各支头目“人质”。同时利用各种方式向各族人民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等。
红军中有个名叫罗炳辉的彝族，担任第九军团的军团长。他率部从乌江至西昌，负责中央红军的侧卫，从西昌又改为中央红军的后卫。自然，他在自己故乡西南彝区的行进中，对同胞人民是有感召力的，而且对同族同乡人龙云(兰吉乌萨)及其滇军和地方势力也是有些影响和牵制力的。红军在贵州给予国民党和地方部队以沉重的打击，对龙云的滇军则仅采取佯攻而小打或不打的战术，而龙云也为了保住地方势力，虽派兵尾追红军，但追而小打或不打。张冲解放后风趣地回忆他们当时，“是送红军到金沙江的”。无论怎么说，当时滇军和红军之间没有大的冲突，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于红军来讲，这既减轻了军事压力又加快了北上的步伐。尽管蒋介石亲飞昆明，埋怨龙云阻击红军不力而大骂“娘希匹”，也无奈红军巧渡了金沙江。
当中央红军进至大凉山冕宁一带时，在前锋部队已被彝族武装阻拦的情况下，为了吸取太平军的教训，派了以原川籍将领的红军指挥员刘伯承和聂荣臻为司令和政委的先遣队，他们遵照毛泽东关于“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彝族人民达成友好”的嘱托，深入彝区，利用各种方式，再三向彝族人民宣传红军北上的宗旨，反复讲清我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终于赢得了彝族人民对红军的理解和信赖。刘伯承与彝族首领果基约达(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建立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以果基约达为支队长，红军还授予军旗(现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赠送武器。果基约达则送自己心爱的战马给刘司令，还选送一批彝族青年，请红军培养造就，并派各支彝族护送中央红军过境。
数百年来灾难深重的彝族人民，懂得了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红军是人民子弟兵的道理之后，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丈夫参加红军的动人情景，以杨淑尧、沈少友、杨进荣、刘文斌、阿尔木呷、王作义、潘占云、李木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彝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据记载：仅越西就有一百多人，红十一团还专门为他们建了一个“彝民连”。笔者家乡普格，当时仅是个小镇，但据前辈们讲，也有数十位彝族青年参加。红军非但没有在彝族地区重蹈太平军之覆辙，反而在这里奇迹般地得以休整、补充、壮大和被护送而顺利通过，既甩掉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又赢得了北上抗日的宝贵时间。
参加红军英勇杀敌
参加红军的彝族红军战士，或在万水千山的艰险征途中，或在路上与敌人遭遇中牺牲者为数不少，据阿尔木呷回忆，到达延安的凉山籍彝族只剩十几个了。但是来自西南各地的彝族红军战士，加上从云南赴北京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苏民等。总共还有数十个。他们在那里的革命熔炉中得到磨练之后，都被安排到红军的各个部队中，如阿尔木呷被分在中央警卫团，苏民被分配到鲁迅学院组织科等。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我华北、华中等地。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为了抗日救国，中共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将转移到陕北的红军编为八路军，把留在南方开展游击的红军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战前线。八路军通过“平型关”等一些战役，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论，大大的鼓舞了全国广大各族军民的抗日积极性。八路军中的彝族指战员，有的在战场牺牲，有的在战火中成长。如彝族将领罗炳辉，奉命赴武汉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副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做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统战和组织民众抗战等工作。1938年春，参加抗战的滇军行至那里时，他就利用自己与滇军将领卢汉(彝我阿卜卢汉)、张冲、安恩溥都系同族同乡人的关系，秘密会见他们，并请周、叶会面卢、张等。还应张的要求，他们派张天虚等中共干部，在张部搞政治工作。后来，滇军中秘密发展了中共党员并建立了支部。这些与后来滇军在抗战中屡建战功，又在解放战争时期多数军官率部起义，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彝将挥师转战南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主政云南的彝族人龙云(兰吉乌萨)，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返滇，就立即组建六十军，以卢汉、张冲、安恩溥等彝族人为主要将领。旅、团、营、连、排的指挥当中也有龙霖、何起龙、张仕明等一批彝族人，近4万名战士当中，彝族人也占有一定比例。1938年春，六十军在卢汉的率领下，开赴抗战第一线，属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他们血战台儿庄，夺回禹王山并死守27天，给日精锐之坂垣、玑谷两个师团以沉重的打击。消灭日军一万多人，打出了国威军威，粉碎了日军迅速渡过运河占领战略要地徐州的企图。且为友军的突围和转移赢得了时间。故日伪军恨骂滇军是“猴子兵”和“南蛮兵”。当地人民则刷出滇军是“钢军”的标语来赞扬，连国民党方面也给予嘉奖和贺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把台儿庄的胜利与八路军的平型关胜利相提并论，作为中国军队战胜日本侵略军的两个最佳战例来总结。但是，滇六十军也付出巨大的代价，据记载：该军除后勤人员外，实际参战的3.5万余人中，伤亡人员有1.88万，高达53.6%，一些旅团长阵亡，从营到班的指挥员伤亡过半。在牺牲者当中，就有何起龙、者朝臣、张镇东等团、营指挥中员是彝族。
由于六十军在徐州突围战、武汉保卫战和阳新排市阻击战中屡立战功，滇军被扩边为第三十兵团，后又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卢汉由军长升为第三下兵团司令，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总司令。张冲由六十军的184师师长升为第六十军副军长、新三军军长。但崇阳失利后，国民党把责任归咎于张冲，并用一张特务偷拍他与共军将领罗炳辉会见的照片，作为罪证，既被革职又要交军法处治。幸好龙云得知情况后出面保他回了云南。
后盾坚强是胜利之本
在八年抗战的头四年，由于我东北、华北和华中以及沿海许多地方被日军占领，西南地区则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因此，这里居住的彝族人民，与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起，在人力上：积极而不断地补充兵源，所以抗战的滇军由原来的一个军，扩编为三个军，对六十军也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后方的人民则积极地参加公路的修筑。在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和公路局负责人禄国藩(彝族人)的亲自指挥和康滇两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仅在短短的1936―1938这三年内，相继修通了滇东、滇康、滇缅公路。其中，滇缅公路中国段的959公里，是仅用8个月时间就通车的，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公路史上奇迹。这些公路的通车，不仅使西南诸省之间而且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加强了，还保证了各国援华物资的畅通。更为后来十万中国远征军人入缅消灭日军，打下了基础。未通公路的山区人民，则采取人背马驮的办法，运输抗战物资。当时，日军也没有放过对我大后方的破坏。他们经常地派空军，对我大后方的城镇和交通设施以狂轰滥炸，特别是对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更是如此。所以，我边疆人民，不顾生命危险，始终积极地配合我军，保护或修复机场、铁路和公路，抢运抗战物资。在物力上，除了抓紧生产粮食、棉布和其它军需品而外，后方的彝族人民还积极参加购买公债、捐款捐物、缴纳军粮等活动。
在抗日战争和二战结束五十余年之际，回顾我们的战斗历程并缅怀革命先烈、纪念我们的胜利。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利于教育后代匆忘国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奋发图强；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为在新时期中，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强国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