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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知青，在汉族地区插队6年，在彝族地区插队1年。
农民及其后代，高看知青，我觉得原因有三：
首先，知青有文化，而当时农村人受教育的普遍水平很低，文盲很多，读报这简单的事情都得知青干。还记得生产队一个叫王瑶X的姑娘，当时一个小学教师追求她，给她写信，她不识字，就从远远的山塆走到我住处拿那教师写的求爱信让我给她念。
我后来在彝族生产队时不仅读报，还办夜校，教认字。
第二，知青的家在城里，当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让城里人享受的待遇农村户口的人享受不到，如粮油、副食品、工业品按月供应，农村人是没有的，反而要交公粮交油料交棉花……，当时叫“上征购”或“完征购”。
我就曾经和农民一道挑着稻谷走泥土小路从山里出来去公路旁的公社机关所在地上征购，还曾去公社扛回又粗又长的水管。
有个教罗X禄的农民奉命上征购时扛着风车去公社修，一到立即被扣留，当场开大会批斗，因为有人告了他。多年以后我把这事写成小说《记得那是夏天》。
上征购之前我们得把稻谷晒干风干净。我晒过风过稻谷，还会栽秧薅秧打谷，还会种、收玉米、荞子、小麦。
有一年我一分二厘自留地（实际上由于队长好心而不止）全种的小麦。成熟后请假收割一天，晚上风麦，由于太疲倦睡倒在风车旁麦草上，被蚊蚋咬醒继续风，风完在石磨上推一点玉米粉搅糊糊吃。
后来背了一背篼回镇上的家。走了几十里，最后过镇外的河下渡船时走在斜搭着的跳板上，身子一歪，一大半小麦“刷啦啦”倒进河边浅水里。
上了河坎就是通往家的街道了啊，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把这年种小麦最后倒进河水的事称为我知青生涯的“小麦史诗”并写成散文。
我还背回过自留地种的蔬菜送给朋友张克伦，有一次在菜市场把蔬菜（一背篼辣椒）卖了得到六元钱，全部送给他家买菜。我后来教书还一个暑假给他义务打工。前两天他去世了，我很难受，想到这些心里稍微好受一点。
第三，知青有业余爱好，画画玩乐器唱歌甚至照相（那时很不容易照相更不容易买得起照相机），让农村人感到新奇好玩。我在彝族寨子当知青的时候，工间休息除了给彝族同胞发连环画看，还画速写，现在看来那些速写很有生活气息。
其实，当年，农民在我们知青心中也是偶像。我们当年是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在彝族地区是奴隶半奴隶）“再教育”的。农民的勤劳、朴实、厚道、善良、吃苦耐劳让我们感到新鲜感到可敬。清新淳朴的汉族、彝族的山歌让我们陶醉，单是一组薅秧歌就比我在读书时唱过、演过的薅秧歌不知丰富多少。
农民其实是把知青当上等人对待的，有些知青还大模大样地偷摸、打架，甚至有《偷鸡谣》流传，这首知青歌曲描述调皮的知青怎样去偷生产队长的鸡。
我说这些，并不意味着知青过得很好。
我在汉区，住晒垫围起来上不封顶睡觉也看得见对面山上茶马古道高高石梯的一间农民的还没来得及装板壁的屋，寝室兼厨房。没有门，还是我朋友张克伦来玩，给我做了一道木门。他是木工，做门很专业。
起初，房东让我和堂兄在他家搭伙。我们过年过节回镇上的家，他们家那么多人从不跨进我们的实际上是他们的那间屋一步。后来他们家在外读书的最小的那个小孩毕业回来了，大儿二儿都已成婚，当时我堂兄已经调回城，那老三也只是在隔壁连晒垫都没有围的磨房上空的房架上用木板搭了一张床，和我的床只隔着几尺的距离，晚上和我聊天。
在彝族地区，彝族生产队长邀请我到他家过彝族年，有个彝族社员邀请我到他家吃饭吃水果。
但城乡收入和生活的差距让我们日夜盼望回城，尽管有城里的家做生活的后援，尽管农民对我们好，但农村生活实在艰苦实在陌生。
是的，农民比知青苦得多，但他们毕竟生活在自己祖祖辈辈的家里。
起初我在汉区茶马古道旁边的山村里当知青。那里不但处处水井，还是一条流出山外很远的山溪的发源地，吃水没问题。后来到了彝族赤虎寨，那里就只有一个沁水口，如果汲水的人多，我就等所有彝族同胞们汲完水我再汲。我还办夜校，生产队改田改土，我还一个人去炸药仓库背炸药。
有一天晚上办完夜校，由于彝族同胞尽情歌舞搞到很晚，我感觉太疲倦，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发现没水，舀了屋旁污水坑里的水煮面吃，然后碗都没洗就去追赶上工的队伍。
总之题主所谓对知青的崇拜主要是由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差别造成。
现在，农村已经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最近我回生产队一看，水泥路户户通，从213国道通往家家户户门口，自来水、电视机不用说。过去我们收工回来吃了饭第一件事是去水井挑水，我们要看电影得走很远很远的路，站着看，看完打着火把回来。这样躺在家里看电影，一拧龙头水就出来，出门就是“公路”的日子想都没有想过。
那次回生产队我是打的，当初6年来往于城里的家和乡下生产队几十里路，可全是步行。当年不要说的士，连巴士也没有。我去凉山前把床和小木柜搬回家，出山全用肩膀扛，上了国道用架架车拉。我朋友张臻祥帮的我。我去凉山时，扛一个装着锅碗瓢盆弯刀菜刀火钳书籍文稿衣服被褥“像房间那么大”的一个包裹走到汽车站。
过去我们进山出山都是走泥土小路甚至田埂，下雨天稍不注意就摔跤，我佩服当年的我，抢种抢收季节居然也能挑着重担在泥泞的山路上走。
当年我只要回到生产队就不穿鞋。有一年冬天挑一挑红薯到邻县沐川换粉条，身穿棉袄，打着赤脚，走在茶马古道的石板路上，没换到粉条又挑回来。我把这经历写成散文《失敬，茶马古道》。
后来我一篇“反动”文章丢失，怕在本地枪毙惊吓父母，就跑到凉山去了，希望在那里枪毙。两年后运动结束，警报解除，我写一散文《毒蛇缠心七百日》以记录我的提心吊胆。
那时我已被彝族同胞推荐读书（彝族同胞推荐我读大学，为了保险，我选读了中师）并被抽调到州展览馆写写画画。
想不到由于读书不多，教初中时等于初中生教初中生，起初无法胜任，考省出版社成绩好却因文凭不达标被刷下来，后来教了近三十年两个毕业班的语文，却因为过不了大学文凭硬杠子而没资格评高级教师。
高师函授读过，没参加结业考试。鲁迅文学院（函授）读过，与文凭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就是在最偏远的山区初中也教出过全县中考语文状元啊，教育局来人叫我当教导主任我不当啊！
当年中考考两次，全校预选上线的学生都由我统一做考前复习啊！
学校的计划总结和高级教师申报材料都是我在搞啊！
我学生演讲比赛全校第一啊！
我几个学生在省教育报发表作文还有一个上作文版头条啊！
校志我写的啊！
学校标语奖状和教室、办公室书法我写的啊！
那些教学远不如我的却还是看不起我，联合起来孤立我，嘲笑我毕业的“凉山五七共产主义大学师科”——其实和财校、卫校、农校合并前就是凉山民族师范校。
那次我回当年下乡的生产队，看见我住过的房屋已经消失，荒草荒树一片！
转合水的农家院只剩下当年的厨房，剩下那房东的二儿子——房东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媳妇，连他们的三儿子都死了！他大儿子搬新房去了。
那厨房里放着一口乌黑发亮的棺材！
后来那房东的二儿子听人劝说，去了九井乡（现在是九井镇）养老院。
（梯田）
（罗中立名画《父亲》。
有一年除夕，罗中立发现一位老农民受生产队派遣，在城里公共厕所守粪便，防止别的生产队挑走。他由此想到，农民应该是城里人的衣食父母。）
实话实说，当年我曾在农村呆了六年，就是今天所说的知青。
农村的社员並不欢迎我们，只能是敬而远之，你说的什么偶像，我一天也没有察觉出来，真的。
